阜阳饮食文化很迷人

阜阳地处淮北平原，这里有黄河，淮河带来的深厚的黄土层。由于土地肥沃，这里很早就形成了相当高的农耕文化，在这里，你走上半天也看不出地势的起伏，无论你向哪一个方向看都是平坦的黄土地。这种广阔的地域同时给了阜阳人豪爽，粗犷的性格。

在江南，你会发现每家吃饭都是用一个酒盅一样的小碗盛一团米饭方方正正地坐在屋里的饭桌上细细地吃，而在阜阳的农村，你很容易就能看到一手拿着大蒜头，一手捧着大海碗或是小瓷盆吃面条的壮观场面。下面是我从安徽省著名的文学杂志《清明》上摘下来的一段，虽是反面的但也能说明阜阳人的痛快：“有一年春日我从江边走过，看见两个男人在码头边推来搡去，他们的动作缺少相应的力度，也许是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有了不同意见，便你在我胸口抚一下，我在你胳膊上挠一把，简直可以用花拳绣腿来形容。我看了一会就着急了。我想要是我们阜阳人才不这么浪费时间呢，这完全是个很小的事情，快捷的解决方法是大拳头呼地伸过去，盖过了眼睛鼻子嘴巴，胡撸出一些有颜色的东西，就什么也不用罗嗦了。这也算是提速成事吧。” 记得老作家萧乾给阜阳著名的才女作家戴厚英的挽联中有一句是“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这句话也是可以用来形容阜阳人的个性的。

安徽卫视的著名栏目《城市夜空》一个“豪爽的个性”的节目开篇这样评价阜阳“在安徽，阜阳是一座很有名气的城市，不仅因为它城市大，人口多，还因为阜阳人的性格最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人的好客、豪爽而且个个喝酒是海量……据说一般人来阜阳轻易不敢喝酒……阜阳酒风盛，大排当似乎更能张扬人们豪爽的个性，肉是大块，酒是论桶，不是说，麻雀到了阜阳都能喝四两吗？喝啤酒，那就是小意思了。”　在阜阳兄弟们的感情如何，是在酒桌上见分晓的，如果谁在酒桌上遮遮掩掩，那他肯定不是阜阳人。而且阜阳人喝酒是从不赖账的，用当地的方言说是“喝死掖个熊！”。我有一个在南方上大学的同学就曾以阜阳人的身份就吓退了那些想找他“煮酒论英雄”的校友。

其实不难年看出，这种豪爽是比较容易滋生腐败的。阜阳有句老话叫“酒桌上办好事”，在酒桌上产生的腐败，你只要看一下落网官员的犯罪记录可得而知，这些报上都刊登得相当细的。至于那些酒后闹事的事件，只要你在阜阳呆过，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1999年，也就是这种豪爽，六名官员酒后驾车并在路边洒脱地下来小便。当场经过的一对恋人中的男青年只是小声地说了句“没教养”，他们就豪放地大打出手。将其打进水中活活淹死。由于死者（亓培玉）是同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而被引起重视。中央电视台追踪报导此事以后，当时的阜阳也是像今年的劣质奶粉事件一样引起全国人的关注。

想想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在“一心一意谋发展”而阜阳人却还在这里玩“豪爽”，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不能不令人担忧。

由于“襟带长淮，控扼陈蔡，东连三吴，南引荆汝，其水回曲，其地平舒，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的地理原因，阜阳是文明开化相当早的，在西周时期阜阳就建立了妫姓的胡子国，临泉县沈子国，颍上的慎。秦统全国后在阜阳没汝阴县。1977在这时里出土了《诗经》汉简，这种《诗经》的版本和“毛，齐，韩、鲁”四家的内容不大一样的。后来在阜阳还出土了《易经》的简帛，由于“经学是先秦当地文化共享的精神资源”　（引自“武汉第二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闭幕词”）。可想而知经学在这里流传是相当早的，由于受经学的影响深远，传统的理学也就流淌在每一位阜阳人的血液中。

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既然如此那就一定不能灭了祖上的香火，所以他们要想生儿子，而置国家的法规而不顾。我曾了解了一下以前被认为是“蛮夷地区”的大别山的人，他们那里大都是一家一个孩子，而阜阳在文明开化这么早的地方，脑筋怎么就这么死板呢？不知道人多多花钱吗？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得出这正是“人多好办事”的中原传统思想根植于当地人头脑中的表现。山区的人们远离中原，中国的正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深，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了新事物。而古代文化的中心安徽（特别是西北部的阜阳）、河南就没有这么开放，所以他们落后，他们贫穷。落后贫穷之后使生养小孩的费用降低，而多一个儿子又多了一份成就感，所以“江西和安徽的阜阳，这里的人不论地穷是富都是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引自《新乡土中国》）。这样人就越多，也就越穷地行着恶性循环。

其实阜阳人是勤劳的，勤劳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摆脱贫困，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而一直是像胡风书中描写的那样：“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安徽的老乡李绅曾写过一首《悯农》的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我想这首诗不一定只可以用来描述战争和灾荒的残酷，用来形容今天的阜阳也应该是可以的。阜阳人就是这样在阜阳的现实中苦苦地挣扎着。

说了“生”我还想顺便说一下“死”。阜阳人和每一个传统的人一样，都是信奉“入土为安”的。然而几年前，国务院推行的“殡葬改革”，使阜阳人入土不再为“安”，而是如果哪家死了人都是半夜里偷偷地埋进土。上面一看阜阳那么长时间没有人“死”就恼羞成怒，一级一级地向下怒。后来解决的办法是设立高额资金奖励举报，一旦查明，技术人员就去扒土焚尸，并对“尸”主客以重罚。这样的政策果然顶用，有人去火葬了，火葬回来以后就光明正大地大摆宴席，并把骨灰盒放进官材里，大模大样地入土，并建一个大大的坟头（这个政策的初衷是要不建坟头以保护可耕地）。上高中时我的一个同学的爸爸是我们县民政局的，她向我透露只要交几千块钱就可以买一张民政局开的条子，这样就可以不用火化直接入土。后来我们那里的人们就以此来检验子孙是否孝顺。我不知道这是算不算是加重农民负担，也不知道当时制定政策时有没有考虑到文化背景就这么一刀切。

古代越是文明的地区越是讲礼节，而且认为礼至上的，没有了礼也就没有了社会。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现在，比如北京人就是相当讲礼节的，上海人则不是。阜阳和北京的历史差不多一样长并都的文明的中心，就可想而知这种“礼节”在人们身上影响之深了。我在阜阳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我的祖祖辈辈都是阜阳人，我也深受其影响。有一次被邀请去一个同学家玩，我只是在她家的附近玩了一会就要回去，她邀请进屋时，我是死活不肯，同学不明白并很难理解我的举动，但我自己心时里知道，第一次去同学家是不能空手去的，而我又没带钱。当另一个同学邀请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去看他们家乡的迷窟时，我是强烈要求带见面礼的，否则我就拒绝去。我不知道阜阳人的生活水平是不是提高了，但有一点我知道，就是阜阳的这种礼节越来越重，现在几乎是家里有什么动静亲戚朋友都要送礼祝贺。记得有一个高中同学，高考只考了二百多分去上了一所电视广告常放的“更正规了”的电脑学校，就收了几万块钱的贺礼。今年过年回家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小时候和我一起玩的女孩要出嫁了，聘礼是六万六，而这个数目是许多阜阳农村家庭一辈子都挣不到的。

不难看出，这种“文化”现象离腐败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来看一下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被叛无期徒刑后说的一句话：“我摔这个跟头是个过程，阜阳有个风气，逢年过节走亲戚看朋友都不会空手，送钱，送物是常事”。想想这难道只是制度问题？我不是政客，可我想中国一定有“官员不得收受他人财物的”制度。只是在阜阳这种文化背景下制度是极易让人遗忘的。